急求余秋雨一篇关于旅游的文章

啊,看来最狠的还是我们老师,去年寒假要求写读后感+摘抄10000字，我选的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原文如下，仅供参考：

文字的真正力量，是我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感受到的，一字一句都感于心，思于心。受很多人的影响，我读余秋雨先生的第一本书已经是他的封笔之作《借我一生》，之后又读过了《文化苦旅》、《千年一叹》和《行者无疆》。

余秋雨的文字是走出来的，同样也是读出来的。读是在山腰上的中正图书馆，也许读书很多的人不少，大学读文科的人大都回被老师逼迫地读上一车，但是有谁会像他一样不停地旅行，古人说“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余秋雨先生是：“行万里路，写万卷书”。写出来的文字是沉淀了时间的。不像某些文人写出来的东西，只是无病呻吟，飞絮残花毫无力度，甚至有些文人写出来的东西只是为了诋毁别人。

我始终不相信能写出这些文字的人会道德低下，我并不是没有看过那些诋毁余秋雨的书，看的时候我只是感到心痛，感到那些骂他的人十分的可怜。他们不懂得真正流传下来的不会是他们那些诋毁他人的话，留下来的只有思想的积淀。不能不说迫害文人的事情从古至今从没断过。秦王焚书坑儒，造成历史的模糊，清朝文字狱，还有文化大革命。甚至这些还不受国界的限制，著名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毅然地喝下了毒药。书页上全都是血。我十分庆幸我没有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更加庆幸我没有活在六七十年代。

曾经在书店听见两个人在谈话：

“买些什么书呢？”

“这么多呢？挑挑……”

“余秋雨的？”

“嗯？那个……那个……有点……算了吧……”

有点什么呢？我站在旁边很想问一问。是受不了他文字的重量吗？，如果没看过，又是听谁说的呢？余秋雨的文章是有锋芒的，而且锋芒毕露，他会去批评一种人，会去批评一种社会现象，难道是他说中了谁，谁受不了了？

不管别人怎样说，我依然会读余先生写的书，一直读下去，感受文学的重量。

这一万多字，算是不多，也有我的一些感悟，高一的孩子也未必出得了什么太过深沉的感悟，这也可能与思想还不健全，或者与性格的不健全相关，写出这些一小半是为了作业，另一大半也是想排挤心中的郁闷。看与不看都是一样。这一篇看山故乡是序的东西，也属于读书笔记的一部分，不看这本书，我是不会写的。

写在电脑上也是为了方便算字数，如果有雷同，那是不可能的……

1道士塔

《道士塔》是《文化苦旅》中的第一篇文章，我认为这一篇极其经典。

我并没有去过莫高窟，以前是很想去的，滚滚黄沙，大漠孤烟，却有敦煌壁画，亦真亦幻。可现在我真的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那里。我不配，我不能去真正的领悟古人对宗教的热忱，不能真正的感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辛劳和付出，不能更深地领会那个时候一个民族深重的危机并不只是外国的侵略，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去了跟没去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再次加快了这些色彩脱落的速度，何况我要怎样去看那个早被搬空了的藏经洞？所以就不要去了。

敦煌本该失中华最值得骄傲的，比之长城它多了绚烂，比之皇宫它多了内涵，可最后它却是中华之伤。

在第二节里，余秋雨一开始并没有写他自己的感受，而是两段的叙述，他写王道士怎样将洞壁上的“唐代笑容”、“宋代衣冠”刷白。他写王道士怎样将塑雕“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余秋雨的笔触很轻，只是略加了些修饰，读来却痛入骨髓。我自认为不是易动感情的人，别人可以看到哭的故事，我最多也只是皱眉或者面无表情。可能这次是真正的感受到了笔者压抑在文字下的心情，并且被他带动了。我想他写的时候一定是在苦笑吧？苦是痛苦，笑是惨笑。

之后的一段有一种亦真亦幻的感觉：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只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一片惨白。

答案补充

上面是一部分的原文.这里还有一大半那么多

至于描写江南的,那篇江南小镇,这里有;cid=143

闲话旅游

余秋雨

日内瓦的一个夜晚，我们在一家木屋餐厅用完晚餐，正想起身回旅馆，却发现屋外早已大雨滂沱，无法出门，只好重新坐下。

我和两位新近赶来与我们一起考察的记者坐在外间的一角聊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采访的机会，便打开袖珍录音机开始提问。

他们问：考察至今，觉得欧洲有哪一些方面最值得中国学习我说，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脱了很多课，初一看是科学技术上的课，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上的课。这事说来话长，但这一路上给我们直观感受最深的是两点，一是在欧洲，传统文化与创新精神并行不悖，共臻极致；二是在欧洲，个体自由和互相尊重并行不悖，形成公德。相比之下，真不知道我们中国为什么总是把这些对应性文化范畴看成你死我活的对头，结果两败俱伤。这一伤，几乎伤及了所有的文化人，使他们全都充满了沉重的失败感和悲剧感。

对此我们找了不少原因，然后一起感慨：要在这些方面追赶欧洲，将是长期的事情，焦急不得。

“那么，可以被快速仿效的有哪些事情能举出一件吗”他们问。

“旅游。”我回答，“不仅自己外出旅游，而且欢迎别人到自己的地域来旅游。众目睽睽的流动性注意力是一所最好的学校，足以使山河重整、人格再造。”

我的这个说法使他们有点吃惊。“旅游”他们疑惑地重复着。

于是我们就这个问题讨论起来。

这些年，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讶异地发现，他们成本最低、升值最快的稳定收入，居然不是那些名震全球的飞机、汽车、时装、葡萄酒制造业、海洋航运业、矿产开采业，而是旅游业；与此同时，一些最贫困的国家百业凋敝，也是靠旅游业在支撑着国民经济。贫富两极都是如此，中间状态的国家当然也差不多。在欧洲，尽管人口密度不高，但到处都是浩浩荡荡的旅游者队伍。连老人们对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最重要的一项也是旅游，而欧洲之外的老人，则把欧洲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

原来在国内，已经觉得外国人来了不少，但那是与过去比。到国外系统地考察一圈，才知道中国还远远没有成为国际旅游的热门地带。然而几乎所有的旅游从业人员都知道，各国游客最向往、因此也最有旅游潜力的地方就是中国。联合国有关研究部门也已发布了这样的预测结论，说中国必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旅游终点国，而中国人外出旅游的数量也将非常可观。那么，目前中国的障碍在哪里呢首先是观念障碍。虽然中国古人提出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原则，但那只适合太平盛世的读书人。在中国古代，太平盛世不多，读书人数量很少，愿意摆脱科举诱惑而跋涉旷野的读书人更是少而又少。因此，在多数中国人心中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安土重迁”的封闭观念。中国文化的理想一脉，是老子所说的“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境界。这种境界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又有生动描述，传播广远。作为这些观念的实际成果，中国历代“超稳定”的社会生活，确实不主张与外部世界热情交往，不倡导离家乡族宗独自出行。这种观念到现代有了不少突破，但旅游这个概念仍然难于堂皇立足，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游山玩水”终究是一个不务正业的消极命题。近年来由于看中旅游对国内消费的拉动，对劳动力市场的缓释，实行了明智的长假期制度，但这还只是一个权宜性的经济策略，尚未冲击整体文化心态。

由于观念的障碍，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其他障碍，使中国旅游业还处于比较幼稚的起步阶段。例如，在真实的风景胜地营造虚拟的主题公园，在文化遗迹现场设置现代游乐场所，全然本末倒置、买椟还珠。很多人把旅游看成一种被刻意指定的造作行为，不相信自然状态的城镇、乡村、海滩是上佳的游观对象。

这便与欧洲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在欧洲，旅游的概念拓得很宽，即使是那些不发达国家，很多普通家庭都有接待外国旅客的能力，大量寻常道路都有完全符合国际规范的路标、加油站、咖啡馆和厕所。

说到厕所大家都笑了。这确实是一个最琐碎又最重要的标志，很多国际旅客产生“不安全感”，不是由于土匪盗贼，而是由于厕所。我曾听不少到过中国的欧洲旅客说，中国现在星级饭店的设备超过外国同一等级，公路交通也畅达无碍，最让外国旅客却步的因素，就是沿途厕所。他们不理解，在劳动力非常丰裕、管理权力比较有效的中国，为什么一直做不好这件小事呢中国人历来好客，即便在贫困年代也会尽力把外宾的衣食住行收拾妥帖，但他们无法想象，自己的日常生活场所也可能是人家的游观对象。说到底这还是出于对旅游的误解。当他们终于明白，一个旅游大国的任何地方都会出现客人自由的脚步，那么，他们的待客之道也就变成了待己之道，因为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整体生态。

这也正是我们对中国的旅游业抱有厚望的原因。即便仅仅为了发展旅游，华夏大地也会被整治得更加像模像样。以尼斯为中心，西起戛纳，东至摩纳哥，是世界闻名的“蓝色海岸”度假胜地。

风景好、气候好，固然是客观条件，但还不足以成为胜地。按照我们的习惯观念，接下来的条件一定是历史古迹了，如果没有也要从传说故事中拼凑，但无论是尼斯、戛纳还是摩纳哥，几乎都没有什么历史古迹。

“蓝色海岸”作为度假胜地的最早起点，是一八三四年。一位叫布鲁厄姆的英国勋爵途经此处去意大利，不巧因霍乱流行边界封锁，只能滞留于当时还只是一个渔村的戛纳，滞留期间他惊喜地发现此地风景宜人，决定建造别墅。他的这个戏剧性决定引起了英国上层社会的好奇，大家随之而来，都没有失望。后来连维多利亚女皇也来了，那就引起轰动，这一带一时名震欧洲，成了上层社会竞相购地建筑别墅的所在。于是公共设施也逐渐完善起来，在整体吸引力上形成良性循环。

可见，此间作为旅游胜地，基础是风景气候，而关键则是现代高层度假生态的构建。

这种高层度假生态一旦构建，又成为自然风景之外的第二景观。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无奈于一种可恼的逆反逻辑：风景名胜中缺少生活方便，而生活方便处则缺少自然景观。山陬海隅的高层度假生态改变了这种逆反逻辑，营造了人与自然在生活状态上的相悦相欢。因此，这种生活状态也就具备了观赏价值。今天到“蓝色海岸”游观的旅人，目光总是兼及两边，一边是浩瀚无际的地中海，一边是多彩多姿的别墅群，真可谓在领略一种“人化自然”。

站在“蓝色海岸”，我们还会对历史古迹在旅游中的地位，产生更达观的想法。

黑格尔在《美学》中反复强调，并不是一切历史事件都能成为艺术题材，连历史学家也不会到剧场中研究历史，更不要说一般观众了。同样的道理，多数游人也不会把旅行当作考古行为。中国文化界历来重苦涩而轻愉悦，因此对自然景物也注重于文化学术层面，而不屑分解它们的审美享受功能，这是一种巨大的遗憾。大好河山永远让它们承载历史太劳累了，应该让它们轻松一点、浅显一点。

我认为判断一个历史古迹是否具备普遍游观价值，除了审视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外，还要看三个附带性条件：

一，有没有具备令人一振的外观形象；二，有没有留下精彩而又著名的诗文记述；三，能不能引起具体而又传奇的生态联想。

第一条关及旅游美学的起点和终点，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条是寻找文化扶手，投靠审美范式，也为常人所必需；第三条最复杂，需要解释几句。生态联想实际上是一种“移情”，但必须具体，有实物参证。古战场也能引起人们联想，但大多很不具体，缺少实物参证，容易流入概念化的虚泛，因此，除了特例，很少有游人光顾。但是一座古堡或一所监狱可能就不同了，有地形可以审视，有阶梯可以攀爬，有老窗可以张望，有纪录可以查阅，结果身处其间，便能产生对当年堡主生活的诸般遐想。

一般的考古发掘现场、繁杂的所谓名人故居，大多缺少外观吸引力和特殊的生态联想，因此除了特定的文化旅行者之外，不能对它们的普遍游观价值抱太大的希望。

余秋雨 著名文化学者

“文化碎屑”被无限扩大，错误地承担起体现旅游价值的使命

在阐述旅游业的文化使命之前，首先需要解读的是中国旅游业目前可能已经遇到的三大误会。

第一、这些年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总体乐观，但不能说我们发展得已经很好，需要用世界的、历史的眼光去衡量。

19世纪晚期，英国贵族为了避免瘟疫，逃至法国地中海沿岸。此后，大量英国平民追随其后，纷纷来到他们曾经短暂生活过的地方，寻求一种“高贵的生活状态”。这便造就了现代旅游业的起源。在欧洲，现代旅游业的发展呈现出两大趋势，相对贫困国家的旅游业收入保持在国民收入的第一位，而在相对富裕的国家里，旅游业收入是国民收入中最稳定的一块。在旅游带来的极大经济效益显现的同时，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能见度和文化交融度都提升了。政府高度关注旅游，市民则开始享受旅游。

一段在罗马的邂逅使余秋雨体会到“工作是为了旅游”的意识形态。偌大的罗马空空荡荡，店都关门谢客，街道上只有几个老人和外国游客。一位意大利老人告诉他，那时正逢市民的休假期，他们都去别处旅游了，而他自己也是从其他城市来罗马度假的。老人在此地有栋单间别墅，妻子正在屋里写诗，所以独自出来逛逛。这个平和快乐的老人正是暂时告别秘书和警卫的意大利邮电部长。城里的每个人都和他一样摆脱了社会关系的束缚，恢复了天伦之乐的享受，与自己的灵魂轻声对话，还原为山水自然中的赤子。在他们看来，旅游已经成为了人权的组成部分，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同样，中国的旅游业也承担着经济、文化、生态和人格功能，其发展的路还有很长一段。

第二是对历史文化之旅游价值的误读，人们将“文化碎屑”误以为了文化本身，这些碎屑指的是对文化的浅层表述，这些点滴的文化记号被无限扩大，承担起吸引游客的使命来。其结果就是旅游开发人员将希望寄托在某位作家的逗留居住地或者某部作品中提到的地点和人物上，大搞名人故居和主题公园。

上海的郊区就曾经一度出现20多个主题公园，这里搞个西游记宫，那里来个民俗村，结果这些景点的命运自然是退出舞台。那些受到邀请并且在《景点开发意见书》上郑重签字的几乎都是文化领域学者，而他们并不明白游客的兴趣所在，大部分的游客都不需要填补知识式的参观。至于想在名人故居上大作文章的，想和维也纳一样搞“音乐家之旅”的人都忽略了一点，中国能有多少贝多芬级别的世界名人呢？何况，对那些被推上旅游台面的名人而言，又有多少人愿意家乡成为自己作品的插图？对历史文化之旅游价值的误读往往就来自于对自然山水的崇敬的缺失。世界第一的旅游胜地还是在风光迷人的地中海沿岸。

第三是误以为一般的宣传方式也能推动旅游业的发展。有些景区每年都花大成本请名人来免费游玩做代言人，或者频繁地搞这个节那个节，忘记了首先要进入旅行社的图谱，这样才能吸引到系统的稳定的目标人群，而非无目的的过客。

拨开“文化蓝藻”，找准旅游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要点

余秋雨认为，2007年的蓝藻泛滥现象在文化领域中存在着副本。所谓的“文化蓝藻”就是指多种文化的杂乱芜杂现象。这种“文化蓝藻”会混乱旅游业的脉络，必须要找准旅游者心目中的中国文化要点。

世界文明可分为大河文明、海洋文明和游牧文明三类，中国属于“大河文化”，黄河和长江是中华文化的两条主动脉。一名外国汉学家曾经告诉余秋雨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汉字中统治的“治”就是治水的“治”。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具有不同的性格，前者端庄、透明、堂皇，后者神秘、浪漫、诗化。这两条主动脉是中国文化要点之一。

另外一个要点是中华文明成熟的起点——河南以及周边地带，包括河北和陕西。那里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和黄帝出生以及迁移的地方。中华成熟文明出现的标志是河南安阳的甲骨文。

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国文化要点开始出现在各地。盛唐时期的长安是公元7、8、9三个世纪全世界文明的制高点，当时的长安人穿着波斯的衣服，吃着阿拉伯的面食，看着印度的杂技，享受着胡姬的服务，长安同时成为了全世界遭受灭教厄运的教徒的逃亡地，人们消除仇恨，生活得其乐融融。到了宋元，临安（现在的杭州）被马可波罗誉为“生平到过的最高贵最美丽的城市”，要知道这个意大利人可是生活在以美丽著称的威尼斯。近代史开始后，通过徐光启和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的努力，上海首次出现了两种文明交融的范本。19世纪后期，外国军队入侵，中华文明一度濒临灭亡，但是南方的珠江文明却崛起了。

在上下五千年中，四川、西域、东北、西南等地也因为交通等因素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助了一臂之力。所有这些中国文化的要点要大大方方地呈现给旅游者，而不是丢给他们一堆缺乏价值的“文化蓝藻”。

中华文明存在着公共空间、社会理性、实证意识和自主创新的缺失

中华文明渊源流长，是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余秋雨认为，这是由三个因素促成的：不远征、不极端、不失控。这样的文明表现出中庸之道，避免了无序的伤害，这是中华民族可以骄傲呈现给全世界旅游者的瑰宝。但是，中华文明也存在着四个局限性，这四个方面需要从世界性的旅游上吸取文化养料。

第一是不在乎公共空间。中国人讲究“对朝廷忠，对家庭孝”，对其中的大片公共空间缺乏规则。官员到了街上，“肃静”、“回避”的牌子一举，就把公共空间变成了官场空间。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正是在公共空间中发生的，米开朗基罗就是在街道上完成了雕塑作品《大卫》。同样是艺术品，中国人却只有皇家收藏和私人收藏两种模式。

不在乎公共空间的后果是在公共空间的不自律行为。这不是个道德问题，比如一个游客随地吐痰很不文明，但她可能正收养着两位孤老，随地吐痰行为的发生是因为不了解公共规则。

第二是不在乎社会理性。康德有句名言：优秀的知识分子要勇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在中国呢，倡导坐十年冷板凳，文人要避开传媒，不然就有“做秀”之嫌。中国的文人在公共空间表现的几乎都是情绪化的东西，而不是运用他们的理性。

余秋雨用了两个实例解释了什么叫“在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说到酒店电梯里镜子的功能，一般中国人都会以为是增加视觉空间感或方便人们整理仪容。但外国人就会告诉你，残疾人的轮椅进电梯后无法转身，镜子是方便他们观察楼层指示灯。和前两个可有可无的理由相比，这个理由就运用了理性。

另一个例子是他在德国斯图加特的亲身经历。晚上，街道上没有车辆，当交通灯自动转换为红灯时，德国人是不会穿马路的。他们的理由是孩子们都在窗口看着马路，这是他们的公共课堂，成人如果做出错误的示范，损害的就是下一代的安全。

第三是不在乎实证意识。中国人喜欢凭感情说话，在乎忠和奸、是与非，不在乎数字的真与假，对谣言和谎话不敏感，缺少对虚假的反应程序。连明代官方档案的数字都是胡编乱造的，这对外国人来说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实证意识的缺乏会导致旅游业的泡沫产生，这是相当危险的。

最后是不在乎自主创新，习惯于刻板地搬移别人已经放弃的东西，重复崇拜。比如说为了把景点设施弄得气派，非要立几根罗马柱。其实，中国现代旅游业完全可以多开发LOFT之类的新兴旅游领域，这样的旅游产品可以激发起年轻人和外国游客的兴趣，具有勃发的生命力

文化苦旅的自序

寂寞天柱山

1

现在有很多文化人完全不知道天柱山的所在，这实在是不应该的。

我曾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许多大文豪、大诗人都曾希望在天柱山安家。他们走过的地方很多，面对着佳山佳水一时激动，说一些过头话是不奇怪的；但是，声言一定要在某地安家，声言非要在那里安度晚年不可，而且身处不同的时代竟不谋而合地如此声言，这无论如何是罕见的。

唐天宝七年，诗人李白只是在江上路过时远远地看了看天柱山，便立即把它选为自己的归宿地：“待吾还丹成，投迹归此地。”过了些年，安禄山叛乱，唐玄宗携杨贵妃出逃蜀中，《长恨歌》《长生殿》所描写过的生生死死大事件发生在历史舞台上，那个时候李白到哪里去了呢？原来他正躲在天柱山静静地读书。唐代正在漫漫艳情和浩浩狼烟间作艰难的选择，我们的诗人却选择了天柱山。当然，李白并没有炼成丹，最终也没有“投迹归此地”，但历史还是把他的这个真诚愿望留下了。

想在天柱山安家的愿望比李白还要强烈的，是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苏东坡在四十岁时曾遇见过一位在天柱山长期隐居的高人，两人饮酒畅叙三日，话题总不离天柱山，苏东坡由此而想到自己在颠沛流离中年方四十而华发苍苍，下决心也要拜谒天柱山来领略另一种人生风味。“年来四十发苍苍，始欲求方救憔悴。他所若访潜山居，慎勿逃人改名字。”这便是他当时随口吟出的诗。后来，他在给一位叫李惟熙的友人写信时又说：“平生爱舒州风士，欲卜居为终老之计。”他这里所说的舒州便是天柱山的所在地，也可看作是天柱山的别称。请看，这位游遍了名山大川的旅行家已明确无误地表明要把卜居天柱山作为“终老之计”了。他这是在用诚恳的的语言写信，而不是作诗，并无夸张成分。直到晚年，他的这个计划仍没有改变。老人一生最后一个官职竟十分巧合地是“舒州团练副使”，看来连上天也有意成全他的“终老之计”了。他欣然写道：

青山只在古城隅，

万昊归来卜筑居。把到天柱山来说成是“归来”，分明早已把它看成了家。但如所周知，一位在朝野都极有名望的六十余岁老人的定居处所已不是他本人的意向所能决定的了，和李白一样，苏东坡也没有实现自己的“终老之计”。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王安石是做大官的人，对山水景物比不得李白、苏东坡痴情，但有趣的是，他竟然对天柱山也抱有终身性的迷恋。王安石在三十多岁时曾做过三年舒州通判，多次畅游过天柱山，后来虽然宦迹处处，却怎么也丢不下这座山，用现代语言来说，几乎是打上了一个松解不开的“情结”。不管到了哪儿，也不管多大年纪了，他只要一想到天柱山就经常羞愧：

相看灵秃无归计，

一梦东南即自羞！

这两句取自他《怀舒州山水》一诗，天柱山永远在他梦中，而自己头发秃谢了也无法回去，他只能深深“自羞”了。与苏东坡一样，他也把到天柱山说成是“归”。

王安石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浪多，社会地位高，但他总觉得平生有许多事情没有多大意思，因此，上面提到的这种自羞意识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浮现于心头：

看君别后行藏意，

回顾潜楼只自羞。

只要听到有人要到天柱山去，他总是送诗祝贺，深表羡慕。“搅辔羡君桥此路”，他多么想跟着这位朋友一起纵马再去天柱山啊，但他毕竟是极不自由的，“宦身有吏责，觞事遇嫌猜”，他只能把生命深处那种野朴的欲求克制住。而事实上，他真正神往的生命状态乃是：

野性堪如此，

潜山归去来。

还可以举出一些著名文学家来。例如在天柱山居住过一段时间的黄庭坚此后总是口口声声“吾家潜山，实为名山之福地”，而实际上他是江西人，真正的家乡离天柱山还远得很。

再列举下去有点“掉书袋”的味道了，就此打住吧。我深感兴趣的问题是，在华夏大地的崇山峻岭中间，天柱山究竟凭什么赢得了这么多文学大师的厚爱？

很可能是它曾经有过的宗教气氛。天柱山自南北朝特别是隋唐以后，佛道两教都非常兴盛。佛教的二祖、三祖、四祖都曾在此传经，至今三祖寺仍是全国著名的禅宗古刹；在道教那里，天柱山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地维”，是“九天司命真君”的居住地，很多道家大师都曾在这学过道。这两大宗教在此交汇，使天柱山一度拥有层层叠叠的殿宇楼阁，气象非凡。对于高品位的中国文人来说，佛道两教往往是他们世界观的主干或侧翼，因此这座山很有可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的精神皈依点。这种山水化了的宗教，理念化了的风物，最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例如李白、苏东坡对它的思念，就与此有关。

也可能是它所蕴含的某种历史魅力，早在公元前一零六年，汉武帝曾到天柱山祭祀，封此山为南岳，这次祭山是连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也跟随来了的。后来，天柱山地区出过一些让一中国人都难以记怀的历史人物，例如赫赫大名的三国周瑜，以及“小乔初嫁了”的二乔姐妹。这般风流倜傥，又与历史的大线条连结得这般紧密，本是历代艺术家恒久的着眼点，无疑也会增加这座山的诱惑。王安石初到此地做定局时曾急切询部当地百姓知道不知道这里出过周瑜，百姓竟然都不知道，王安石深感寂寞，但这种寂寞可能更加增添了诱惑。一般的文人至少会对乔氏姐妹的出生地发生兴趣：“乔公二女秀所钟，秋水并蒂芙蓉。只今冷落遗故址，令人千古思余风。”（罗庄：《潜山古风》）

当然，还会有其他可能。

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自然风景。如果风景不好，佛道寺院不会竞相在这里筑建，出了再大的名人也不会叫人过多地留连。那么，且让人们进山。

2

我们是坐长途汽车进天柱山的，车上有十多个人，但到车停下以后一看，他们大多是山民和茶农，一散落到山岙里连影子也没有了，真正来旅游的只是我们。

开始见到过一个茶庄，等到顺着茶庄背后的山路翻过山，就再也见不到房舍。山外的一切平泛景象突然不见，一时涌动出无数奇丽的山石，山石间掩映着丛丛簇簇的各色林木，一下子就把人的全部感觉收服了。我在想，这种著名的山川实在是造物主使着性子雕镂出来的千古奇迹。为什么到了这里，一切都变得那么可心了呢？在这里随便选一块石关搬到山外去都会被人当作奇物供奉起来，但它就是不肯匀出去一点，让外面的开阔地长久地枯燥着，硬是把精华都集中在一处，自享自美。水也来凑热闹，不知从哪儿跑出来的，这儿一个溪涧，那儿一道瀑布，贴着山石幽幽地流，欢欢地溅。此时外面正是炎暑炙人的盛夏，进山前见过一条大沙河，浑浊的水，白亮的反光，一见之下就平添了几分烦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滴水都是清澈甜凉的了，给整个山谷带来一种不见风的凉爽。有了水声，便引来虫叫，引来鸟鸣，各种声腔调门细细地搭配着，有一声、没一声，搭配出一种比寂然无声更静的静。你就被这种静控制着，脚步、心情、脸色也都变静。想起了高明的诗人、画家老是要表现的一种对象：静女。这种女子，也是美的大集中，五官身材一一看去，没有一处不妥贴的，于是妥贴成一种难于言传的宁静。德国哲学家莱辛曾在《拉奥孔》一书中嘲笑那种把美女的眼睛、鼻子、嘴巴分开来逐个描绘的文学作品，这是嘲笑对了的。其实风景也是一样，我最不耐烦有的游记作品对各项自然风景描摹得过于琐细，因此也随之不耐烦书店里的《风景描写辞典》之类。站在天柱山的谷岙里实在很难产生任何分割性的思维，只觉得山谷抱着你，你又抱着山谷，都抱得那样紧，逮不到一丝遣字造句的思维。猛然想起黄庭坚写天柱山的两句诗：

哀怀抱绝景，

更觉落笔难。

当然不是佳句，却正是我想说的。

长长的山道上很难得见到人。记得先是在一处瀑布边见到过两位修路的民工，后来在通向三祖寺的石阶上见过一位挑肥料的山民，最后在霹雳石边上见一位蹲在山崖边卖娃娃鱼的妇女。曾问那位妇女：整个山上都没有人，娃娃鱼卖给谁呢？妇女一笑，随口说了几句很难听懂的当地土话，像是高僧的偈语。色彩斑斓的娃娃鱼在瓶里停伫不动，像要从寂寞的亘古停伫到寂寞的将来。

山道越走越长，于是宁静也越来越纯。越走又越觉得山道修筑得非常完好，完好得与这个几乎无人的世界不相般配。当然得感谢近年来的悉心修缮，但毫无疑问，那些已经溶化为自然景物的坚实路基，那些新桥栏下石花苍然的远年桥墩，那些指向风景绝佳处的磨滑了的石径，却镌刻下了很早以前曾经有过的繁盛。无数的屋檐曾从崖石边飞出，磬钹声此起彼伏，僧侣和道士们在山道间拱手相让，远道而来的士子们是指指点点，东张西望。是历史，是无数双远去的脚，是一代代人登攀的虔诚，把这条山道连结得那么通畅，踩踏得那么殷实，流转得那么潇洒自如。

如果在荆莽丛中划开一条小路，一次次低头曲腰地钻出身子来，麻烦虽然麻烦，却绝不会寂寞；今天，分明走在一条足以容纳浩浩荡荡的朝山队伍的畅亮山道上，却不知为何突然消失了全部浩浩荡荡，光剩下了我们，于是也就剩下了寂寞，剩下了惶恐。

进山前曾在一堵墙壁上约略看过游览路线图，知道应有许多景点排列着，一真排到最后的天柱峰。据说站在天池边仰望天柱峰，还会看到一种七彩光环层层相套的“宝光”。但是，我们走得那么久了，怎么就找不到路线图上的诸多景点呢？也许根本走错了路？或者倒是抄了一条近路，天柱峰会突然在眼前冒出来？人在寂寞和惶恐中什么念头都会产生，连最后一点意志力也会让位给侥幸。就在这时，终于在路边看到一块石头路标，一眼看去便一阵激动：天柱峰可不真的走到了！但定睛再看时发现，写的是天蛙峰，那个蛙字远远看去与柱字相仿。

总算找到了个像样的景点。天蛙峰因峰顶有巨石很像一双青蛙而得名。与天蛙峰并列有降丹峰和天书峰，一峰峰登上去，远看四周，云翻峰涌，确实是大千气象。峰顶有平坦处，舒舒展展地仰卧在上面，顿时山啊、云啊、鸟啊，都一起屏息，只让你静静地休憩。汗收了，气平了，懒劲也上来了，再不想挪动。这儿有远山为墙，白云为盖，那好，就这样软软地躺一会儿。

有一阵怪异的凉风吹在脸上，微微睁开眼，不好，云在变色，像要下雨，所有的山头也开始探头探脑地冷笑。一骨碌起身，突然想起一路无避雨处，要返回长途汽车站还有漫长的路途。不知今天这儿是否还会有长途汽车向县城发出？赶快返回吧，天柱峰在哪儿，想也不敢去想了。

后来，等我们终于赶回到那幅画在墙上的游览线路图前才发现，我们所走的路，离天柱峰还不到三分之一。许许多多景点，我们根本还没有走到呢。

3

我由此而不能不深深地叹息。

论爬山，我还不算是一个无能者，但我为何独独消受不住天柱山的长途和清寂呢？我本以为进山之后可以找到李白、苏东坡他们一心想在山中安家的原因，为什么这个原因离我更加遥远了呢？

也许不能怪我。要不然堂堂天柱山为何游人这般稀少呢？

据说，很有一些人为此找过原因。有人说，虽然汉武帝封它为南岳，但后来隋文帝却把南岳的尊称转让给了衡山，它既被排除在名山之外，也就冷落了。对这种说法只可一笑了之。因为天柱山真正的兴盛期都在撤消封号之后，更何况从未被谁封过的黄山、庐山不正热闹非凡？

也有人认为是交通不便，从合肥、安庆到这里要花费半天时间。这自然也不成理由，那些更其难于抵达的地方如峨嵋乃至敦煌，不也一直熙熙攘攘？

我认为，天柱山之所以能给古人一种居家感，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它地处江淮平原，四相钩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虽幽深而无登高之苦，虽奇丽而无柴米之匮，总而言之，既宁静又方便，但是，正是这种重要的地理位置，险要而又便利的生存条件，使它一次次成了兵家必争之地，成了或要严守、或要死攻的要塞所在。这样，它就要比其他风景胜地不幸得多。不间断的兵燹几乎烧毁了每一所寺院和楼台，留下一条挺像样子却又无处歇脚的山路，在寂静中蜿蜒。

我敢断定，古代诗人们来游天柱山的时候，会在路边在寺庙道院里找到不少很好的食宿处，一天一天地走过去，看完七彩宝光再洒洒脱脱地逛回来。要不然，怎么也产生不了在这儿安家的念头。

因此，是多年的战争，使天柱山丧失了居家感，也使它还来不及为现代游人作应有的安排。

空寂无人的山岙，留下了历史的强蛮。

4

天柱山一直没有一部独立的山志，因此我对它的历史沧桑知之不详。约略可说的只是……

南宋末年，义民刘源在天柱山区率十万军民结寨抗元达十八年之久，失败后天柱山遭到扫荡，刘源本人则牺牲在天柱峰下；

明朝末年，张献忠与官军多次以天柱山为主战场进行惨烈的搏斗，佛光寺等寺院都付之一炬，仅在崇祯十五年九月的一次战斗中，张献忠的起义军战死十余万人，天柱山地区“尸横二十余里”；

以后，朱统钅奇又以天柱山为据点抗清复明，余公亮也在这里聚众造反。他们都失败了，天柱山又一次受到血与火的荡涤；

天柱山成为最大的战场是在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天国的将领陈玉成在此与清兵撕杀十几年，进进退退、烧烧杀杀，待太平天国失败后再去打点这个旧战场，金山寺庙几乎都已不复存在；

……

是的，天柱山有宗教，有美景，有诗文，但中国历史要比这一切苍凉得多，到了一定的时候，茫茫大地上总要现出圆目怒睁、青筋贲张的主题，也许是拚死挣扎，也许是血誓报复，也许是不用无数尸体已无法换取某种道义，也许是舍弃强暴已不能验证自己的存在，那就只能对不起宗教、美景和诗文了，天柱山乖乖地给这些主题腾出地盘。

它本该早就彻底荒芜，任蛇蝎横行、豺狼出没，但总还有一些人在战场废墟上低头徘徊，企图再建造一点大体可以称作文明或文化的什么，例如直到本世纪二十年代还有一个妙高和尚栖息在马祖洞旁的草庵里日夜开荒积粮，又四方化缘，竟以多年精力重建起寺院，实在是创造了个人意志力的惊人奇迹。但这又有什么用呢？本世纪依然兵荒马乱，油漆崭新的殿宇很快又在战火中颓圮。现在，战争停息已有很多年了，这儿，也许可以比较长久地改换一个主题？

终于又想起李白、苏东坡、王安石他们了。在我们辽阔的土地上，让这样的文人能产生终老之计的山水，总应该增加一些而不是减少吧。冷漠的自然能使人们产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这是自然的人化，是人向自然的真正挺进。天柱山的盛衰升沉，无疑已触及到这个哲学和人类学的本原性问题。苏东坡、王安石本是不错的哲学家，天柱山寺庙的僧侣中一定也隐伏过许多玄学大师，他们在山间漫步沉思的时候，是否也曾碰撞到这些问题的边缘？王安石一直叹息在这里没有人能与他谈学问，他是否也想摩挲一下这方面的玄机？

至于我，现今也到了苏东坡所说“年来四十发苍苍”的年岁，浪迹四野，风尘满身。当然不会急着在这里觅地建房，但走在天柱山的山道上，却时时体会着“万里归来卜筑居”的滋味。我不是也一直在寻找吗？

好像寻找的人还相当的多。耳边分明响起比我年轻的人的恳切歌声：“我想有个家……”

是的，家。从古代诗人到我们，都会在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覆想到的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选自“文化苦旅”

都江堰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撤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桌。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持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衮衮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

出土的石像现正在伏龙馆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坍，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

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犹豫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漏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返顾的决绝势头，挟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进。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它的砭肤冷气，估计它是从雪山赶来的罢。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副模样。

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停地自我耗损，又不断地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麓，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钹磐，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

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

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适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

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灌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摊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

夜雨诗意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